罗豪才同志生平,罗豪才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2018年2月12日上午,惊悉罗豪才老师仙逝,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回顾思考自己认识罗老师三十余年来的最大感受,无疑是“道德文章”四字。可以说,撰写“道德的文章”和践行“文章的道德”,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一生。有人认为,文章出于道德,文章传承道德;道德为文章之骨,文章凭道德而立;道德文章内在统一于君子的精神世界。我对此是深表赞同的。所以我借用《中庸》中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来深切缅怀罗豪才老师。当然,《中庸》这句话后面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也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一生。

      罗豪才教授公法学思想学术研讨会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罗豪才同志遗体在京火化罗豪才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罗豪才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我是1982年进入北大读研究生的,至今在北大已学习和工作36年。我最早认识罗老师是研究生期间旁听他讲课。1990年我在北大破格提为副教授。1993年罗老师找我,说他因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所以与韩国行政研究院交流合作较多。韩国行政研究院拟在首尔举办一次小规模高层次的“儒学与官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请罗老师推荐两位中国学者参加,罗老师推荐了楼宇烈老师和我。罗老师嘱咐我一定要认真准备论文,尽量展示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当时我遵照罗老师的嘱咐,认真准备了参会论文,楼老师和我代表中国学者的会议发言也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但我始料未及的是,韩国行政研究院还付给我1500美元的稿费,按当时汇率,相当于12000多元人民币。这是罗老师给我机会,让我瞬间成为“万元户”。

为学习罗豪才教授的公法学思想,缅怀罗豪才教授的学术人生,同时作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的重要活动,2018年3月10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罗豪才教授公法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学术报告厅举行。

罗豪才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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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我任北大教授的第九个年头,组织上突然安排我“从政”:担任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后来转正为主任)。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当时我到了一个新岗位,一切要从头开始,不免有些诚惶诚恐。为了更快“洗尽书生气味酸”和由“应然性”思维转变为“实然性”思维,为了避免“百无一用是书生”和“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书呆子从政,误事又误身”之议,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首当其冲地当面请教我在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主要是经常请教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韩启德老师,还有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王选老师、金开诚老师。

国家社科院法学所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教授,中国法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孙琬钟,北京联合大学法学院刘隆亨教授,国务院参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维究,原高法班学员代表、最高法院原行政庭庭长赵大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原院长韩大元教授,原高法班学员代表、知名律师陈有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刘莘教授,致公党中央干部、原罗豪才主席秘书周强处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院长,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以及师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致公党中央、商务印书馆、中国证监会、最高法等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校的共五十余位嘉宾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嘉宾追思罗豪才教授的学术人生,围绕罗豪才教授的平衡论、软法理论等重要公法学思想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

着名归侨、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罗豪才同志,因病于2018年2月12日9时0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2月24日,罗豪才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这是习近平与罗豪才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我也多次请教时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的罗豪才老师,因为我在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前几年,九三学社中央与致公党中央同在北京蒋宅口的一个办公楼。罗老师对我格外关照和厚爱,告诉我见他无需预约,只要他在办公室,随时可以找他聊天。罗老师身上毫无官气,与罗老师聊天如同亲人拉家常,我极其享受,乐在其中,因为罗老师不仅儒雅慈祥,和蔼可亲,而且娓娓道来,妙语连珠。同时我也请教过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丁石孙老师。正是丁石孙、罗豪才、韩启德、王选、金开诚五位北大老师对我推心置腹、情真意切的谆谆教诲,使我顺利度过了“书生从政”后充满各种新挑战的艰难起步期。

在观看《罗豪才:传奇的一生》记忆短片之后,主持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宣布研讨会开始。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院长讲话,深切缅怀罗豪才教授,表达了对罗豪才教授公法学思想的钦佩和赞誉,强调法学院师生一定会继续深入学习并发扬光大。

罗豪才同志,原名罗豪材,祖籍福建安溪,1934年3月出生于新加坡,少时在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1952年回到祖国后,先后就读于广州知用中学、无锡第一中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讲师、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其间,1984年至198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修。1986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市侨联主席,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2007年任致公党中央主席。曾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着名归侨、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罗豪才同志的遗体,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罗老师是交叉党员:既是中共党员,也是致公党党员。他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非常重视政协理论和统战理论的研究。他作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非常重视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工作。他作为北京大学副校长,非常重视北京大学的管理服务工作。我曾任过七年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连任过两届十年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还多年兼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和高级职称评委,也多次现场参与每年3月“全国两会”的管理服务工作。还先后任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分房委员会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发展规划部部长,人才研究中心主任,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联盟副理事长(罗老师是名誉理事长)等。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接触罗老师的各项工作并听到周围领导和同事对罗老师的极高评价。

研讨会分为三个单元进行。

罗豪才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华侨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罗豪才同志因病于2018年2月12日9时0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谈到全面深刻贯穿于罗老师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一生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无疑涉及许多方面。就我个人体悟而言,目前正在深入思考的是:我研读中外的经典,往往是初读不识书中意,读懂已是书中人;我聆听罗老师的教诲,也往往是初听不知话中意,悟懂已是话中人。以下我仅重点概括四点,这四点是我最心悟神服并受益良多的:

第一单元  主题是追思  由姜明安教授和王磊教授主持

罗豪才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进步,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小在新加坡长大,童年时期正值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先后参加了星洲学生抗日活动和抗英同盟等组织,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51年,他被逮捕监禁,后被驱逐出境。这些坎坷的经历使他由衷地盼望祖国强大。1952年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充分发挥自己在侨界的影响力,号召广大海外侨胞进一步增进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他始终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他始终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富强。多年来,他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豪才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罗豪才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一是恪守修齐治平。在我与罗老师的长期交往中,可以时刻感受到罗老师的修齐治平情怀。罗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君子,极具绅士风度和贵族气质,注重做人、修养、思想和文化。这与某些聪明精致的民主党派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注重专家有余,注重君子不足;注重做官有余,注重做人不足;注重能力有余,注重修养不足;注重技能有余,注重思想不足;注重知识有余,注重文化不足。尤其是罗老师的治国平天下情怀,真可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为千秋万世开太平”。正如罗老师生平中所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进步,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小在新加坡长大,童年时期正值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先后参加了星洲学生抗日活动和抗英同盟等组织,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51年,他被逮捕监禁,后被驱逐出境。这些坎坷的经历使他由衷地盼望祖国强大。1952年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家社科院法学所名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教授表达了对罗豪才教授的缅怀和思念,讲述了自己与罗老师有着同学、老师、领导、朋友的多重关系和难忘的交往经历,强调罗老师是法学界学问与人品俱佳的楷模,并着重谈到了罗老师在人权实践推动和软法理论研究上做出的卓越贡献。

罗豪才同志是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他多年担任致公党中央领导职务,为致公党自身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深受广大致公党党员的尊敬和爱戴。在他领导下,致公党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决策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建议,在华侨华人政策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关注致公党自身建设,积极开拓致公党组织建设发展空间,提出“党的规模小声音不能小,党的人数少作用不能少”的发展战略和方针,并将成员发展范围由归侨侨眷扩展到归国留学人员。他概括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立党宗旨,将致公党的优良传统内涵从日臻完善的理论,发展为走向自觉的参政实践,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指明了奋斗目标。他在致公党原有民间外交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利用致公党特点和优势做未建交国家工作,开辟了公共外交的新领域。在他积极推动下,致公党中央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构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繁荣圈》的建议,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006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海西经济”现已成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平台。

2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罗豪才同志”,横幅下方是罗豪才同志的遗像。罗豪才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罗老师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方面经常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也与罗老师的修齐治平情怀密切相关。据罗老师的学生成协中教授回忆:在任职最高人民法院期间,恩师曾在巨大压力之下,依法公正地审结号称是“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的某行政案件。在该案审结之后,被告方律师不仅攻击法院枉法裁判,还攻击恩师徇私枉法。在面对中纪委的调查时,恩师说,“我不认识吴某某,和他的老婆也没有接触。至于钱的事,他吴某某有多少钱能收买我罗豪才,收买我这个大法官?我生不为钱,且受党的教育多年,绝不会为金钱所动。”此番话语,掷地有声,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在走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时,恩师说:“我对自己签下的案件和批复负责。如果将来因为某些个案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我绝不推卸责任。”罗老师的学生包万超教授认为,“只要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人,拥有罗豪才教授的一部分品格,我们国家的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中国法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孙琬钟先生表示罗老师永远在我们身边,今天的学术研讨会就是罗老师学术人生的延续,罗老师忠厚谦和的人格、博大精深的学问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他作为法学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参考国外理论,更着眼于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他作为教育家六十年来不断的探索和辛苦耕耘;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直面矛盾,在实践中解决中国问题。希望后辈学人继续罗老师未竟的事业!

罗豪才同志是着名的归侨领袖,是新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见证人和领导者。他始终与“侨”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坚持不懈地为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华人真诚奉献。他切身感受到新中国侨务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侨务工作的蓬勃开展。“国运兴,侨运兴”,是他积数十年实践经验而生发的真知灼见。作为法律专家,他为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在担任致公党中央领导职务后,他又多次以个人或党派的名义提出关于贯彻落实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解决华侨农场、林场的困难,改善侨商投资环境等问题的提案和建议,为建立与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更加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走出一条能够体现党派特点的侨务工作新路。他关注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生存和发展,对上世纪90年代在印尼发生的大规模暴乱表示极大的义愤,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对印尼华侨华人问题的立场和看法。他重视做新侨和华裔新生代的工作,鼓励海外侨胞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弘扬中华文化。他与国内侨界和海外侨胞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出访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用普通话、闽南话、广东话和英语同侨胞沟通感情,结交朋友。他支持华侨华人研究,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在侨界享有崇高威望。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他积极对外宣传中国人权发展,指出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走出了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中国人权理论建设和人权事业对外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罗豪才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罗豪才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罗豪才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二是展现政治智慧。罗老师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方面所展现的高超政治智慧,是很多学者、官员尤其是不少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身上所缺乏的。据我所知,个别民主党派主要领导缺乏政治把握能力和政治智慧,长期不理解不认同中共中央强力反腐的决心和举措。若干年前,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公开某贪腐高官姓名后,这位民主党派主要领导还建言献策明确反对这一举措,认为这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最后得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采纳,他便以此作为民主党派不是花瓶的成功范例到处宣讲。这位民主党派主要领导的政治把握能力和政治智慧,与罗老师相比确实是相形见绌,甚至有天壤之别。

  北京联合大学法学院教刘隆亨教授回忆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教授的生前两件要事:一是罗豪才副主席兼任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对我国财税立法和财税法学研究的指引与支持;二是罗豪才教授始终研究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大师豪才虽已去,精神财富留人间。思想情操至高尚,学术伟业代代传”

罗豪才同志是我国着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宪法学、行政法学等领域学术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行政法论》《行政法学》等多部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着作。他主编的《行政法论丛》系列丛书,成为展示行政法学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在潜心理论研究的同时,他注重将司法审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多部行政法律的论证和草拟工作。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他坚决贯彻院党组决策,忠实履行职责,推动分管的行政审判、法官教育培训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人民司法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按照中共中央依法治国的方针和院党组的具体部署,积极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大力推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制定实施,指导查办了一批重大行政审判案件。他参与筹建国家法官学院,加强和完善法官培训体系化建设,促进了人民法院法官队伍整体素质提升。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数十载,呕心沥血,立德树人,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法学优秀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深受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2013年8月,年近八旬的罗豪才获得“蔡元培奖”,这是北京大学对他为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最高表彰。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罗豪才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据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回忆:“2004年,罗主席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强同香港法律界的联系,努力就07/08年的普选问题达成最大共识。他先是到访香港,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小律师公会等团体进行充分交流。由于他的学者身份和学术背景,加之又风度翩翩,平易近人,交流起来非常方便,效果很好。后来,他又邀请香港律师界组成一个非常广泛的代表团访问北京,进一步深入交流,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国务院参事、中国政法大学朱维究教授强调罗老师坚持不懈的实践精神和不忘初心的法制信仰尤其值得我们学习,讲述了自己在民革中央工作时与罗老师交往的经历以及在共同参加社会活动中的收获感悟。同时她提到罗老师的光辉成就是中国政法制度在某种历史阶段的写照,我们不要忘记历史舞台所给与的基本支持力。(民主党派和政协工作经历)

罗豪才同志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热爱人民政协事业,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注重参与全国政协的调查研究活动,就侨务工作、生态环境保护、高等教育、河洛文化研究等问题,多次率团赴福建、广东、青海、陕西、河南等地视察调研,就推动相关工作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他先后率团访问越南、泰国、缅甸、澳大利亚等国家,并在京会见过美国、冰岛、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外宾,在外事活动中,注重介绍我国国情,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友好交往作出了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罗老师在对某些政治敏感性较强的概念的恰当把握上,也展现了他的高超政治智慧。据罗老师的学生毕洪海教授回忆:“记得我起草中国宪政之路纪念文集的序言中用了两句话‘宪政在中国既有其不可承受之重,亦有其不可承受之轻’,自己一时还颇为得意,以为是点睛之笔。罗老师电话认真问了我这两句话的具体意思,然后说,‘宪政在中国不存在不可承受之重,也不存在不可承受之轻’,就把这两句话删掉了。”

  原高法班学员代表、最高法院原行政庭赵大光庭长回忆了自己在北大行诉法高法班向罗老师学习和在最高法院跟随罗副院长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经历,并以罗副院长保护地方行政庭法官的两件小事为例,表达了对罗豪才副院长的法律人良知、正义感和政治智慧的崇高敬意。

罗豪才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将个人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兴衰融为一体,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渊博的学识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

着名归侨、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致公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罗豪才同志,因病于2018年2月12日9时0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三是坚持学术研究。罗老师经常说自己是一介书生,要保持书生本色。他告诉我,如果有人评价他失去了书生本色,则一定是对他做人做事的一种委婉批评。俞可平教授认为,罗老师“最本质的角色是一名学者、一名教师。他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他开创了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提出了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倡导并推动了软法研究,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体系。”罗老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致公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到北京大学法学院给博士生上课。据罗老师的学生查庆九主任回忆:“我上博士时,罗老师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政务活动十分繁忙,但每个周末给博士生上课的半天时间却是雷打不动,即使偶被公务耽搁,也要另找时间补回来。”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曾问他,您工作这么忙,布置一些作业让博士生独立思考就行了,不一定每周都要亲自去北大授课吧。罗老师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在北大呆了大半辈子,就是一个“教书匠”。当法官、公务员总有退休的一天,但学术研究可以搞一辈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原院长韩大元教授从宪法学家的角度强调了罗老师公法学思想的学术地位和贡献,分析了罗老师早起宪法著作在宪法概念、基本原则、宪法解释、公民权和人权上的巨大贡献,在之后的行政法研究中始终在追求宪法精神,并赞誉罗老师实现了人格与学术双重魅力的完美结合。

罗豪才同志,原名罗豪材,祖籍福建安溪,1934年3月出生于新加坡,少时在新加坡华侨中学读书。1952年回到祖国后,先后就读于广州知用中学、无锡第一中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助教、讲师、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其间,1984年至198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修。1986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市侨联主席,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2007年任致公党中央主席。曾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罗老师多次对我说的一句话是“官不长存,学术长存”。这句话一直指导我“从政”后的工作,确实使我受益匪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2003年我到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时,对北大主要领导提的唯一要求是一直保留我上课和带研究生的工作,北大主要领导答应并做到了;二是我在九三学社中央任职的11年,对九三学社中央主要领导提的唯一要求是始终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只有这个岗位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九三学社中央主要领导答应并做到了。正是因为我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中断,所以当我离开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常委、九三学社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岗位后,还能撰写自己所从事专业领域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也能胜任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岗位。

  原高法班学员代表、知名律师陈有西动情地回忆了93、94年在北大向罗老师学习行政诉讼法的经历,代表高法班行诉法第三期六十位学员表示对罗老师的深切哀思,,强调罗老师对于公法学研究、宪法与行政法发展以及中国法制建设的深远影响,表示罗老师平和、坚定、理性、执着、谦和的人格魅力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罗豪才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华侨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四是践行平衡理论。罗老师首先提出和倡导的平衡理论,我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的超越和提升。罗老师认为,自己提出和倡导的平衡理论,是针对学术界“管理论”与“控权论”两者的对立,在实践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讨论总结而形成的。平衡理论的重要内涵和关键环节是机制,包括制约机制、激励机制和协商机制,只有这三种机制合理结合,才能动态平衡恰当的度。罗老师还认为,平衡理论是有重点的,并不是简单的、片面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味地、无原则地协调。平衡不能违反法律,不能违反合法性、合理性两大原则,实际上,没有原则也无法实现平衡。平衡论也可称之为兼顾论,即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据罗老师的秘书熊万鹏先生回忆:“有人把平衡理论当作一种‘中庸之道’和简单调和。罗主席对此一笑了之,并进一步深入指出,《中庸》探寻的是人的智慧本性,关键在掌握一个‘度’,把握一个‘临界点’”。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表示罗老师身上有多重身份,始终保持学者的品格受人尊崇。作为学者,罗老师一直在辛勤耕耘、艰辛探索,就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理论探索中国道路,体现了和蔼亲切的学者风范。罗老师始终追求理论创新,学者的品格和魅力体现在“解释—填补—完善”的理论探索过程上。

罗豪才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进步,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从小在新加坡长大,童年时期正值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先后参加了星洲学生抗日活动和抗英同盟等组织,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51年,他被逮捕监禁,后被驱逐出境。这些坎坷的经历使他由衷地盼望祖国强大。1952年回国后,他一直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充分发挥自己在侨界的影响力,号召广大海外侨胞进一步增进团结,坚决反对任何“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他始终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他始终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富强。多年来,他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老师对自己提出的平衡理论身体力行,他在做人做事和为学为师的实践中,非常恰当地处理和协调了许多重要关系,如做人与做官,政治与学术,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研究,参政与监督,国家与个人,人权与主权,人权与民生,人权与法治,硬法与软法,权力与权利,管理与控权,制约与激励,都真正做到了动态平衡恰当的度。例如,罗老师在自己主编的三本行政法平衡理论的论文集中,不仅收录了多篇赞同平衡理论的论文,而且收录了多篇批评平衡理论的论文。再如,有人认为罗老师是老好人,是好好先生。实际上罗老师为了避免使民主党派成为注重娱乐和交际的俱乐部,并不追求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面一团和气,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始终都起带头作用。他坚持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原则不讲关系,该批评的就批评,该提醒的就提醒,当然该赞扬的也赞扬。这说明在赞扬与批评方面,罗老师也真正做到了动态平衡恰当的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刘莘教授以三个时间结点谈及了罗老师在立法者、学者和政治家、法官三方面的智慧和魅力:1986年参与行政立法组有机会当面向罗老师学习;1995年在日本名古屋东亚行政法学会见识罗老师的学者和政治家风采;1997年在最高法院见证罗老师作为法官的风范。罗老师精神风范永存,道德文章千古。

罗豪才同志是中国致公党的杰出领导人。他多年担任致公党中央领导职务,为致公党自身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深受广大致公党党员的尊敬和爱戴。在他领导下,致公党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决策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建议,在华侨华人政策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关注致公党自身建设,积极开拓致公党组织建设发展空间,提出“党的规模小声音不能小,党的人数少作用不能少”的发展战略和方针,并将成员发展范围由归侨侨眷扩展到归国留学人员。他概括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立党宗旨,将致公党的优良传统内涵从日臻完善的理论,发展为走向自觉的参政实践,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指明了奋斗目标。他在致公党原有民间外交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利用致公党特点和优势做未建交国家工作,开辟了公共外交的新领域。在他积极推动下,致公党中央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构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繁荣圈》的建议,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006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海西经济”现已成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平台。

罗老师的一生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一生,是爱国奋斗奉献的一生。罗老师的终生职业和身份是大学教师,众所周知,任何大学教师都要自己证明自身价值,而由别人评价是否实现价值。罗老师的为学为师和做人做事,充分并出色证明和实现了自身价值,正如北京大学在校内罗老师灵堂悬挂的挽联中所写的:“为学为师开拓新路一生追寻权利权力再平衡,做人做事浩然坦荡万古留存清风霁月满乾坤”。

  致公党中央干部、原罗豪才主席秘书周强处长回忆了自己在罗主席身边工作的经历,并以三句罗老师常说的话展现了罗主席的律己精神和人格魅力:一是“我的这些学生,天份是有一些的,但关键是勤奋”;二是“越是重要的活动,越不能脱稿”;三是“要有新意,我们的稿子要有新意”。罗主席致力为公,始终保持学者本色,作为领导、师长和朋友,自己都受益良多。罗老师的学术人生永恒!

罗豪才同志是着名的归侨领袖,是新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见证人和领导者。他始终与“侨”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坚持不懈地为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华人真诚奉献。他切身感受到新中国侨务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侨务工作的蓬勃开展。“国运兴,侨运兴”,是他积数十年实践经验而生发的真知灼见。作为法律专家,他为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在担任致公党中央领导职务后,他又多次以个人或党派的名义提出关于贯彻落实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解决华侨农场、林场的困难,改善侨商投资环境等问题的提案和建议,为建立与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更加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走出一条能够体现党派特点的侨务工作新路。他关注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生存和发展,对上世纪90年代在印尼发生的大规模暴乱表示极大的义愤,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对印尼华侨华人问题的立场和看法。他重视做新侨和华裔新生代的工作,鼓励海外侨胞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弘扬中华文化。他与国内侨界和海外侨胞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出访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用普通话、闽南话、广东话和英语同侨胞沟通感情,结交朋友。他支持华侨华人研究,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在侨界享有崇高威望。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他积极对外宣传中国人权发展,指出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走出了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为中国人权理论建设和人权事业对外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老师永远值得我们景仰!罗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二个单元主题是平衡论研讨由王锡锌教授和甘超英教授主持。 

罗豪才同志是我国着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宪法学、行政法学等领域学术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行政法论》《行政法学》等多部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着作。他主编的《行政法论丛》系列丛书,成为展示行政法学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在潜心理论研究的同时,他注重将司法审查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多部行政法律的论证和草拟工作。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他坚决贯彻院党组决策,忠实履行职责,推动分管的行政审判、法官教育培训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人民司法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按照中共中央依法治国的方针和院党组的具体部署,积极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审判制度,大力推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制定实施,指导查办了一批重大行政审判案件。他参与筹建国家法官学院,加强和完善法官培训体系化建设,促进了人民法院法官队伍整体素质提升。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数十载,呕心沥血,立德树人,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法学优秀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深受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2013年8月,年近八旬的罗豪才获得“蔡元培奖”,这是北京大学对他为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最高表彰。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在主持发言中,首先谈及自己追随罗老师学习和研究“平衡论”的感悟: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罗老师在宪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由政治理论、公法理论进而到宪法行政法的具体问题。平衡论是一种法治的价值立场,是一种公法方法论,也是公法制度建构的方法。在现时条件下,平衡论仍然不失其重要意义,在批判研究和提供规范框架两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罗豪才同志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热爱人民政协事业,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注重参与全国政协的调查研究活动,就侨务工作、生态环境保护、高等教育、河洛文化研究等问题,多次率团赴福建、广东、青海、陕西、河南等地视察调研,就推动相关工作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他先后率团访问越南、泰国、缅甸、澳大利亚等国家,并在京会见过美国、冰岛、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外宾,在外事活动中,注重介绍我国国情,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深化我国与有关国家友好交往作出了贡献。

  清华大学何海波教授在“重读中国行政法学的平衡理论”的主题发言中认为:“平衡论”毫无疑问是四十年来中国行政法学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学术理论和学术流派。重读平衡论相关著述,客观地评价平衡论,继续思索平衡论的问题,是罗豪才教授留给我们的任务,并具体从一个核心问题、两个理想类型、诸种具体观点和面临几项挑战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罗豪才同志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忠诚于祖国和人民,将个人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兴衰融为一体,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渊博的学识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主要讲述了自己心目中作为思想家的罗老师。罗老师思考格局宏大、眼光深远而又脚踏实地。针对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罗老师从理论上寻找合乎法学的范式理论,从实践上总结中国社会的发展经验。平衡论在既往行政法理论的基础上,纳入了现代治理模式、政治理论,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适应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又符合了社会发展趋势,构成了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法学范式。

    中央财经大学高秦伟教授在“控权、管理抑或平衡——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争”的主题发言中,围绕着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行政法学的核心问题,从论争的前提、萌芽期、高潮期、余波四个阶段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从而展现了平衡论提出、展开、拓展的背景和全景,并对平衡理论的未来价值给予了肯定和展望。

    中国政法大学成协中教授在“行政法平衡理论:功能、挑战与超越”的主题发言中认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功能预期在于揭示行政法的本质性特征、为行政法学的体系化提供概念工具和逻辑框架、描述行政法治的发展历程并指引发展方向。平衡理论较好地实现了这一功能预期,从而在这场学术争鸣中脱颖而出,成为发展最为完善的一个学术流派。但在新行政法的背景下,平衡论在行政法关系的主体、内容、目标和结构等方面都面临理论张力。重新探寻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需要深入认识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行政法治的使命与功能,重构行政法的理论体系与发展方向。

  中国证监会稽查总队干部李国兴在“‘平衡论’的学术品质与时代价值”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平衡论具有直面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和核心问题、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厚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于中国行政法治实践探索、顺应世界公共治理发展趋势、大道至简与开放包容相协调统一等学术品质。我国过去 25年法治发展历史中,平衡论已经证明其理论和实践价值;面对当前发展阶段还存在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性失衡,部分领域国家机关职权与职责配置相对失衡、公民权利边界不清与义务不明等问题,平衡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圳市纪委巡视组组长吴志宏在“论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新拓展”的主题发言中认为,应当进一步深化拓展行政法平衡基础理论、行政立法平衡应用理论,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平衡理论和监督行政平衡理论,以满足行政法平衡应用的需要,促进行政法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在本单元的自由发言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戚建刚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建芹教授、中山大学曹旭东副教授等分别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的平衡论回应、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平衡理论的关系视角等问题对平衡论进行了深入自由的探讨。

第三个单元主题是软法理论研讨,由湛中乐教授和陈端洪教授主持。

  湛中乐教授在主持人发言中回顾了自己追随罗老师学习研究平衡论和软法理论的经历,展现了罗老师公法学思想的学术发展脉络,强调了罗老师公法学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并表示将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陈端洪教授深切缅怀罗老师,高度赞誉罗老师的公法学思想和人生境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在“柔性执法与软法治理:我国城管综合执法的现代化路向——以行政民主理念推动单一城管执法走向城市共同治理”的主题发言中认为,应当坚决推动城市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理顺城管执法体制,确保广大市民和社会组织依法(包括硬法和软法)参与城市治理工作,探索政民合作、共同治理的新路,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城市人民管,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稳健地推动城市生活共同体建设,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也即建设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在“罗豪才先生的软法理论与中国的协商民主研究”的主题发言中认为,罗豪才先生的公法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软法学说的提出具有中国理论的特殊性贡献,尤其是在适用于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研究中。软法理论既是一种实体学说,更是一种方法论,它不同于西方既有的公法学说,而是把宪法行政法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相互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包含普遍性的中国特色政治法律理论,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协商民主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方法论的启示。

    清华大学法学院余凌云教授在“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的主题发言中,以金华行政裁量基准的实践考察为例,全面展示了作为软法实践形式的裁量基准的概念、特征和价值。裁量基准是以规范行政裁量的行使为内容的建章立制,一般以规范性文件为载体,是较为程式化的、结构性的、相对统一的思量要求,而不是执法人员颇具个性化的、经验性的、甚至是随机的算计。它是沟通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事实之间的一种媒介和桥梁,更像是为了贯彻执行法律而实施的“二次立法”,其效力范围或许仅及于一个微观的行政执行领域,只限于在特定行政区域与特定行政部门之内的。

    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主任毕雁英教授在“法的社会化与软法责任”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法律社会化的深入展开带来法律内涵的演进,“软法”是法律社会化的一种展现形式,这表现为许多社会公法规则具有软法规范的属性,这些软法规范的责任具有特殊的实现形式。

    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潘爱国副教授在“论城乡社区建设中的硬法、软法综合规制”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城乡社区建设中的硬法、软法综合规制模式有其理论背景、实践需求和现实意义,其主要特征在于:硬法规制中包含软法规制,硬法通过软法实现规制,硬法规制和软法规制互为补充。

    在本单元的自由发言中,澳门大学法学院的蒋朝阳教授和翟小波教授、王锡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王建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韩大元教授等与会嘉宾,分别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软法资源、罗老师的学术探索精神、罗老师的学术价值立场、党内法规研究以及罗老师由宪法到行政法的学术转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大连理工大学陈国栋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权副教授、云南大学法学院刘国乾副教授围绕软法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宪法与行政法中心的彭錞老师就学习罗老师公法学思想的感悟进行了分享。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进行了研讨会总结发言:深切缅怀罗老师的学术人生,学习光大罗豪才教授的公法学思想,努力接续罗老师未竟的法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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