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总书记学历史,敦煌文物流失真相

樊锦诗,生于1938年,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坚守敦煌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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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下午,正在甘肃省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敦煌莫高窟和敦煌研究院,实地考察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等情况,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

周总理批了100万元 

19 世纪末的莫高窟在岁月的侵蚀下岌岌可危,令人可叹的是,这座佛教艺术的殿堂在清末居然落入了一个文盲道士的手里。这个道士就是王圆箓,就是他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也是他亲手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大的悲剧,无论如何莫高窟和敦煌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伯希和在洞中挑选文献

习近平一直非常重视历史文物保护。在他看来,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记者:您是杭州人,同常书鸿先生是老乡,杭州出了你们两位敦煌研究院院长呢。能谈谈常先生对您的影响吗?

一、藏经洞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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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敦煌莫高窟有着怎样的历史和故事?让我们一起跟着总书记来学习。

樊锦诗: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敦煌。那时我一个小姑娘,常先生是大人物,心里对他有一种仰望的感觉。当时我们都住在莫高窟前面的上中寺里,常先生把我们叫到家里吃饭,他的红烧肉烧得很好。1962年,我在敦煌实习时,正好有文化部领导带专家去考察,那时风化比较厉害,主要是崖体有裂缝,如果有大的地震,这一片崖体就得掉下去。常先生把情况通过文化部领导向上反映,周总理当时就批了100万元。这是解放后的一个大工程,当时的100万元,等于现在的1个亿。

1900年6月26日,道士王圆箓依然早起,辛辛苦苦的清理着莫高窟中每一个洞窟的积沙。突然间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透过光亮,王道士发现里面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怀着人类普遍具有的好奇心,王道士将洞窟打开,好家伙,全是无以计数的经卷、书画、手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发现,王道士完全不能够明白他打开了一扇震惊世界的大门。

藏经洞内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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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一到莫高窟南区,就能看到崖壁是经过加固的,就是在那时做的工程。常先生对敦煌的保护有开创性的贡献。

莫高窟藏经洞外景

1907年6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苍茫夜色中,一支骆驼队伍匆忙赶着路程。

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

如果常书鸿不坚持

在此后的岁月里一门国际显学将依赖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中外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可惜的是,号称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发现的敦煌文献,不是像甲骨文和明清档案那样首先被中国学者认识;也不像敦煌西域汉简牍那样由外国考古学者所掘得,而是落入到了没有多少文化的王道士手中。

这个骆驼队,正驮着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骆驼队的背上,是足足29箱上万件中国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公元5世纪至11世纪的经卷文书、绘画及各类文物。当这29箱珍宝在英国出现后,立刻轰动了全世界,随即迅速引来西方各国探险家对敦煌文物的疯狂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茫茫戈壁中一处亮丽的绿洲。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商旅使团在这里驻足,再出西域、入中原。

记者:敦煌的保护一直坚持着《威尼斯宣言》的要求,坚持对石窟和壁画原样保护。为什么敦煌能够一直坚持这种专业精神?

二、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

这些文物是如何被发现并被弄到西方的?这支骆驼队的主人是谁?敦煌都被弄走了哪些珍贵文物?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内幕?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道士和一个神秘的洞穴。

公元366年的一天,敦煌鸣沙山东麓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那是莫高窟开崖建窟的第一声锤音。

樊锦诗:我给你讲,常先生是留学回来的,他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应该怎么做。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撤了这个单位,可常先生还在这等着,还在争取恢复研究所。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重新开张,如果没有常先生当时的坚持,这个所就可能散了。散了以后将会怎样?那就等解放。解放以后政府肯定会派人去敦煌,但是有可能不是常先生和他留下的那些人,而是像现在很多遗产地一样,由县里头派几个人看着。如果是这样的机制,敦煌就不是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王道士虽愚昧,但那些画作和写卷的精美,也让他大抵知道了这些文物的价值非同一般。然而,王道士不可能有什么文物保护与研究的意识,也不可能明白自己的责任。这时王道士的第一个想法是挑选出一些精美的字画送给当地官员,以便日后照顾他的道观。

王道士其人

发出这声回响千年锤音的人,正是被誉为莫高窟创始人的乐僔。

伦敦“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有概念错误

道士王圆箓

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建立在今天的敦煌市东南部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自公元366年开始,经历代连续修凿,现存石窟700余个,古代雕塑3000余身,壁画4500余平方米,堪称一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而在20世纪初发现的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近五万卷古代文献,成为这部百科全书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或许,潜心修佛的乐僔不曾想到,他这一凿,竟雕刻出一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他这一凿,竟创造了一个流经千年的文化圣殿。

记者:去年是敦煌藏经洞文物经斯坦因之手流失国外整整一百年,英国伦敦搞了一个“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学术大会”,您参加了吗?

王道士送出的文物几经流转到了时任甘肃学政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的手里。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叶昌炽应当是意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他已经在计划通过甘肃蕃台将藏经洞中的文物运到兰州由官府保存,但是因为当时闹义和团甘肃财政穷得叮当响,没有运费而暂时搁浅。于是蕃台府命令当时的敦煌知县汪宗翰,通知王道士将经卷留在原地进行保存。

敦煌莫高窟是个佛教圣地,此地怎会冒出来一个道士?藏经洞与他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此后,莫高窟的开窟造像兴盛起来,山麓断崖上凿壁开窟的声音历经10个朝代,千年绵延不绝,无数后来者在前临宕泉河、东向三危山的鸣沙山东麓的南北两区断崖上,鳞次栉比地开凿了各种洞窟。

樊锦诗:我没去。我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因为中国对敦煌的研究是最早的,不止一百年。英国伦敦“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是从藏经洞文献流失的时间算起的,以这个时间纪念敦煌学一百周年是不对的。这个概念要搞清楚。

王道士此前对洞中文物的价值知之甚少,而官府的一道命令却让王道士发现自己拥有了一座价值连城的宝库。令人感到愤怒的是王道士在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之后非但没有为祖宗和后世守护好无价之宝的基本节操,反而用宝藏中饱私囊,造成了敦煌文献的大量流失。

这名道士,就是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发现者。在一百多年前,那些举世震惊的文物就是从他的手里流向国外的。于是这一百年来,人们对他是褒贬不一,唾骂、惋惜、憎恨,甚至还有敬意始终围绕在他的身上。

对于很多人来讲,莫高窟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

不承认斯坦因、伯希和的骗购行为是不行的

甘肃地方政府的迟钝反应和王道士的贪婪给了殖民探险家机会。1907年春天,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寻宝时从一个穆斯林商人口中听到了藏经洞被发现,以及地方政府要求王道士将文物就地保存的消息。凭借着多年在亚非地区丰富的文物盗窃和诈骗经验,斯坦因立即认识到这批文物的非凡价值。于是,他和他的助手蒋孝琬立即前往敦煌。

王圆禄,湖北麻城人,约1850年出生,农民,略识文字,年少时因灾荒逃难至西北肃州一带。清光绪初年,王圆禄入伍当了一名兵勇,退伍后,他在当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之为“王道士”。

敦煌莫高窟是建筑、彩塑、壁画组成的综合艺术体。它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典范,而且是中古社会的历史画卷,被誉为“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沙漠中的美术馆”。

记者:一百多年前,敦煌文物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手中流失出去,有的内地学者认为过去将他们称为“强盗”、“骗子”是“轻率的偏见”。你对此怎么看?

斯坦因来之时,藏经洞中堆满了按照中国四部分类法整理好的大量敦煌文献。

王道士出家后不久开始向西云游,当走到敦煌莫高窟时,他突然停下脚步,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898年。他见这里尽管荒凉,但寺院的香火没断,还有附近百姓的供养与施舍。经过多年漂泊的王道士此时年近半百,衣食无靠,他很想找个地方度过残生。莫高窟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自然成了他心中一个理想的落脚地。还有一点,当时的敦煌百姓是佛、道都信的,所以虽身为道士,也不妨碍他在莫高窟住下来。

735座洞窟、2000多尊造像、4.5万平方米的壁画……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至今仍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樊锦诗:如果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是“流失”海外。但是具体来分析,哪一部分是拿钱买的,哪一部分是有人赠送的,哪一部分是盗走的,就有区别。比如德国,最近他们公布拥有敦煌文物的碎片,可是当时这个国家没有人来过敦煌,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出去的?它是辗转出去的。这就要区分了。不要凡是有我们的东西的,就说人家是掠夺,这个不对。我主张笼统说“流失”,流失海外。这样说就很平实了。有一种情况,是用欺骗的行为,用很低廉的价,这叫骗购,比如斯坦因和伯希和,说他们“骗购”,这个说法也很平实。如果连这个也不承认就不行了。 

为了取得王道士的好感,斯坦因自称是玄奘的门徒,是来中国取经的,这让对《西游记》故事熟悉的王圆箓很有好感。接着斯坦因让王道士相信自己是将当年玄奘取回的佛经重新带回到印度,这让王道士觉得斯坦因这人还挺虔诚。终于王道士在斯坦因的甜言蜜语和金钱的诱惑之下,让斯坦因走进藏经洞挑选所谓的玄奘“真经”。

王圆禄一住下来,就积极地整修当时已很破败荒凉的洞窟。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住在最为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他便四处化缘募捐,主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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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虽然不懂汉语,但却精通中东语系,他挑选了大量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梵文、龟兹文文献。这些已经消亡的文字正是敦煌文书中的瑰宝,相较于汗牛充栋的汉语材料,这些文字的学术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足以改写人类社会科学历史的宝贵资料却被王道士以200两银子的价格“慷慨售出”。此后,尝到了甜头的王圆箓,居然瞒着官府做起了售卖藏经洞文物的生意,这也吸引了更多西方探险家前来。

下寺共有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两年时间才清理干净,并用化缘的钱盖起了三层楼。底层如今编号为第16窟。王道士就是在这第16窟中偶然发现了那个震惊世界的藏经洞。

越是美丽的就越是脆弱。

敦煌遗书中的佛经

发现藏经洞

1524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从此沉寂,莫高窟400多年无人看护,大量洞窟坍塌毁坏。

妙言法华经写卷

王道士在1911年曾给清政府写过一篇名为《催募经款草丹》的信,内容就是索要一笔款项。也许是因为当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后来这封信并没有发出。但此信中对藏经洞的发现有个有意思的叙述: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自此,莫高窟引起世人关注。

斯坦因走后不到一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与斯坦因不一样伯希和有着较好的汉语水平和一定的学术造诣。在与王道士接触的途中,伯希和为王道士讲解他对于中国宗教、艺术、文学等等方面的研究,这让近乎于文盲的王道士听得如痴如醉,随即同意让伯希和进入洞窟之中随意挑选。由于伯希和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在挑拣的过程中几乎将最有学术价值的非汉文文献一网打尽,使得今日巴黎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冠绝全球。

“至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即1900年6月22日),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

可惜,虽然王道士多次向地方官员汇报,希望引起重视,但却屡遭“冷遇”。而此时,“掠夺者”正不远万里赶来。

伯希和在藏经洞中挑选文献,不得不说当时西方学者的治学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望远远超过了许多中国学者。叶昌炽和端方的水平绝对高于伯希和,他们也意识到敦煌文献的价值,但是不愿意走出城市,更不愿意来到敦煌莫高窟吃苦。因此,对于敦煌文献的流失,当时清政府内的众多学者难辞其咎。

很显然,这个有点小聪明的王道士这是想神化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不过,他到底是如何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上一直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逐渐被很多人所接受,具体细节是这样的:

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

伯希和与斯坦因这种纯粹的文物盗贼不同,他还是有着一定的学术节操的。在对敦煌文献经过短暂的整理后,伯希和在北京邀请了罗振玉等中国著名学者参观了他从敦煌带来的大量珍贵文献,一时间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巨大震动。在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号之下,清廷学部拨款6000两,电令甘肃政府将剩余所有经卷全部购回。然而钱到敦煌之后,地方官府先是修了孔庙,然后又重盖了城墙,到王圆箓手里只剩下300两,王道士对此十分不满。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后,把它做了香堂,还请了个当地的读书人杨先生一起来接待香客,抄写道经之类。杨先生爱抽旱烟,每回都用根芨芨草点烟,然后随手把草插到身后的墙壁上。且每次抽完,还顺手在墙上磕磕烟锅。

1907年3月,听说藏经洞消息的英国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以四块马蹄银从王圆箓处换得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

罗振玉的呼吁使得剩下的绝大部分敦煌文献免遭流失海外的命运

有一天,这位杨先生点完烟把草插到墙缝里没插到底儿,觉得不大对,然后仔细用烟锅敲墙壁,发现声音是空的。杨先生就把这个奇怪现象告诉了王道士。

此后,西方窃贼强盗接踵而至: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数万卷文物又陆续流失到十余个国家。

为了能够继续利用藏经洞里的文物赚钱,王道士对前来的官员耍了心眼,自己偷藏了部分经卷。最终,一万多个编号的敦煌文献被送到北京被今日国家博物馆所藏。在绝大部分文献被清中央政府收走后,日本桔瑞超、吉川小一郎、斯坦因又买走了几百卷。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来到敦煌,此时的经卷早已被搬空,他就把手伸向了壁画和洞窟中的雕像,王道士也并未阻拦。

夜深人静时,杨先生和王道士二人悄悄来到壁画前,把墙壁这么一扒开。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清朝官员这才懂得了敦煌文物的重要价值,但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千方百计地窃为己有。一时偷窃成风,敦煌文物流失严重。

被华尔纳盗取的壁画,已经严重损害无法修复

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而王道士虽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值钱的宝库。他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的命运也将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而改变。

1910年,清政府决定将剩余的敦煌文物装满6辆大车运往北京保存。然而,一路隐匿盘剥,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了18箱,仅8000多件,是出土时的五分之一,且大多已成残页断篇。

被华尔纳盗走的菩萨雕像

王道士向当地知县报告了发现藏经洞这件事,并送去了一些藏经洞的文物。知县命其就地封存,而后报告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但当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子,清朝摇摇欲坠,官场腐败成风,没有人顾得上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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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华尔纳再次来到敦煌寻找王道士时,他已不见踪影。根据当地百姓说王圆箓在民众的斥责中精神奔溃,患上了精神疾病。1931年王道士走完了他荒唐而又可叹可悲的人生,作为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这是王道士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的历史责任,至于莫高窟外的道士塔也绝不是什么凭吊的地方,而是一座历史的耻辱柱。

EVO真人视讯,斯坦因的贪婪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着名油画家常书鸿任所长。莫高窟终于结束了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历史。

三、中国学人的努力与莫高窟的涅槃重生

斯坦因,1863年生人,祖籍匈牙利,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进行四次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他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条件艰苦,同去的一些人先后弃他而去,就连妻子也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

敦煌文献的流失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悲剧,是那个时代中国学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敦煌是我国学术之伤心史。然而,敦煌文献的流失和散佚并没有使中国学人消沉下去,反而使他们变得异常坚定,一代代中国学人通过自己的勤劳与汗水,不仅使得莫高窟重获新生,而且让中国敦煌学蜚声国际,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

第一个将敦煌藏经洞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这个斯坦因。

一年后,又一次晴天霹雳,教育部命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经费停止拨给。常书鸿的学生们无奈离去,他却选择了坚守。四处求援后,他终于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他把自己一生献给了敦煌,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从1908年伯希和将他从王道士处获得敦煌文献公布开始,以罗振玉、刘半农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就开始从伯希和处抄写文献进行相关研究。后来随着剩下的近万号的文献到达北京,中国学者开始按照中国目录学经典的四部分类法将本已凌乱不堪的敦煌文书进行整理编目。

1900年—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雅遗址盗掘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他第二次进入中国,这次的中国之行,竟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莫高窟,1950年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开始了初步抢救性保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前赴后继远赴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者万里西征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考察敦煌石窟群。其中刘半农、向达、王重民等学者远赴重洋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用抄写、拍照等方式带回国内,极大的促进了国内敦煌学学术的发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逐渐成为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人:蒋孝琬。湖南人,生年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佣充当秘书,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掠取中国文物。

1954年,文化部特地拨款,在莫高窟第一次安装了电灯,为长期在戈壁深处工作的第一代“莫高人”送去光明;1961年,莫高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mg电子游艺平台,与此同时,对莫高窟的勘察和调研也日益深入,在调查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要挖掘莫高窟的学术和研究价值,更要解决莫高窟日益损坏的现状和管理混乱的局面。在他们的奔走疾呼下,终于在1942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时,王道士出门化缘去了。无奈的斯坦因在敦煌足足等了两个月之久。5月22日上午,他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随后他让蒋师爷悄悄试探王道士对藏经洞里东西的态度,并许诺有意为莫高窟捐献一笔款项。

改革开放后,莫高窟的面貌焕然一新:编制扩大、人才汇聚、条件改善。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

常书鸿先生一家都将自己的毕生献给了敦煌艺术研究事业

这个承诺让王道士有点动心,有了钱,他就可以整修更多的洞窟。不过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没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斯坦因耍了个花招,用欺骗手段,最终进入了藏经洞。

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意味着80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此后,在中国学者辛勤努力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得以逐渐改变,现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BBIN真人视讯,常书鸿先生临摹作品

在参观莫高窟的过程中,斯坦因得知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随口就附和说自己是玄奘的追随者,谎称自己是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来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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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先生临摹

1907年5月23日,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琬三人一起进入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日,整整六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的所有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在这期间,王道士提出了捐款的事,狡猾的斯坦因没有立即答应,他要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全部看完,才能视情况而定。

今天的莫高窟,凭借科技手段和文化创意“活起来、传开去”,正释放更耀眼的光芒。

常书鸿先生之女常沙娜先生作品

三次秘密交易

在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这是2014年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在这里,游客犹如置身飞船,观看球幕电影,感受着数字敦煌的神奇。游客也因此有序分流,有效降低对石窟的不利影响。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归国有,莫高窟终于摆脱了继续衰败颓废的历史开始走向新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的重视敦煌学研究开始呈现出繁荣的局面。此外,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敦煌,这其中就包括有敦煌女儿之称的樊锦诗先生。

斯坦因后来写了本书,他这样描述自己在藏经洞里的所见:“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下两个人。”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青年樊锦诗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进行推算,藏经洞的容积大约是19立方米。满满的堆的全是历代各种经卷文书画卷,有四五万卷左右。这些藏书不全是抄写的经书,其内容广泛得难以想象:涉及各种宗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戏曲剧本,绘画书法,声韵资料,乐谱,古乐舞资料,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酿造,冶炼,锻造,印刷,教育,农业,水利,体育竞技等等。

“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为了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仁们不断探索。

早年敦煌研究所的聘书,聘书的主人来自于天府之国成都,正是这些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年轻学人撑起了中国敦煌学的天地。

斯坦因弄走的藏经洞文物后来绝大部分藏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文物,仅从文字来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佉卢文,梵文等,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文献内容几乎涉猎了各个领域:天文地理,医学穴位图,军事文书,世道小说,舞谱曲谱,算经,字帖,周易占卜,地契,卖身契,甚至还有当地学郎的习字画稿。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

在当年来到敦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来自国内各大城市的研究者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极度艰苦的物质条件。

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学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详细勘察藏经洞的人。可斯坦因和王道士这么明目张胆地把几万卷书搬来搬去,又对藏经洞地面进行挖掘,当地政府却一点也没觉察。

他们在全国率先制订了文物专项保护条例和保护总体规划,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同时,分析研究塑像、壁画的制作材料和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比如通过综合防治风沙体系,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

在50年代以前敦煌研究所的交通工具只有牛车

斯坦因在把藏经洞的所有文物全部挑选了一遍后,曾想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答应。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挑选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就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的第一次交易。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

彼时的敦煌没有电,常院长自掏腰包购买发电机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么评价这次交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觉得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而按照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人,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不能把这项交易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

他们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完成了敦煌石窟135个洞窟的数字化。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图像及虚拟漫游体验节目正式上网;2017年,“数字敦煌”资源库英文版正式开通。全球网友都可登录欣赏石窟内部文物的高清图像,还可以进行VR虚拟现实体验。

50年代的研究所宿舍,都是低矮的土坯房

王道士自觉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否走漏了风声,5月31日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他在敦煌城游荡了一个星期后又壮着胆子回来。6月6日,他与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交易。这次交易也是白天偷偷地挑选,半夜由蒋师爷一捆捆地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表示,今后,要充分发挥敦煌研究院在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影响力,继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丝路沿线国家文化资源共享,联合建设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文物保护和文化弘扬基地,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新贡献。

土坯房内的土炕、土沙发

6月7日,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他担心这批文物夜长梦多,所以准备尽快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离开敦煌,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

敦煌,再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敦煌。敦煌,正在成为世界的敦煌。

除了生活上的艰苦,研究所的职工还要忍受漫长的孤单寂寞。根据老职工的回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敦煌县与莫高窟之间没有邮路,职工们的通讯就是靠研究所每星期派一两次工人骑马或骑驴到敦煌县邮局去取回邮件,信件的往返差不多要三四十天。到了1948、49年,内战的烽火燃遍全国,邮路更加的不通畅,职工们更深切的体会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句的殷殷情怀。直到1953、54年以后,敦煌县邮局开辟了从敦煌到肃北到邮路,邮件变为一个星期有一班。当时县邮局派了一个姓马的邮递员,他通过骑骡子为莫高窟的职工寄送邮件。幸运的是,马师傅在这条邮路上艰辛的跑了一两年之后,敦煌到阿克塞、肃北的公路修通了,这条一人一骡的邮路就停了,由此敦煌终于结束了与外界与世隔绝的状态。

此时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9月26日斯坦因回到安西并待了12天。这12天里,他和王道士进行了第三次秘密交易。这是贪婪的斯坦因在返回英国前捞的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这次交易,斯坦因没有亲自去,而是由他的得力秘书——蒋师爷一手操办。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甘肃日报、敦煌石窟公共网等 整理:岳小乔)

段文杰先生继常书鸿先生之后继任敦煌研究所所长,在艰难的文革时期继续带领研究所同事刻苦研究,保护石窟。

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蒋师爷从藏经洞里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卷的文书。1907年10月8日,斯坦因的驼队离开甘肃。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

继段文杰之后樊锦诗先生接过了敦煌研究院的牛耳,开启了莫高窟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全新时代。

斯坦因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当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同时,王道士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加深莫高窟的保护工作终于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职工们的生活条件也可谓一日千里。莫高窟也逐渐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拥趸前来敦煌一睹她的芳容。除此之外,我国敦煌学的发展也摆脱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开始积极走向国际,中国学者在扎根敦煌的同时也让更多国外学者爱上了敦煌。今天在中国和国际敦煌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敦煌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赫的人文社会科学,吸引着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参与到这座人类文化宝库的研究和保护过程中,敦煌又再一次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享受着万人瞩目的荣耀。

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愿莫高窟永葆青春!!!

伯希和,1878年出生于巴黎,著名汉学家,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此人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在北京收购了大量中国古籍文物。他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煌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煌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让他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

有了和斯坦因打交道的经验,此时的王道士显得从容不迫,甚至这次王道士的狡黠得到了一次很充分的发挥。

他回到莫高窟后,却告诉伯希和藏经洞的钥匙忘在敦煌县城了,得让人去取。无奈之下,伯希和只好继续等。这期间,王道士告诉他,斯坦因曾花过大价钱买走文书,还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钱。王道士这种暗示性的话,让伯希和自然是高兴得心花怒放。

这一年的3月3日,伯希和如愿进入了藏经洞。他是个汉学家。所以他选出来的东西价值最高。他以每小时100卷,每天1000卷的速度过目,足足有三个星期蜷伏在藏经洞里,共浏览了15000-20000卷子,挑出来几千卷精华。

伯希和白天挑选卷子,晚上便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里偷偷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日,他的挑选工作结束,付给了王道士500两银子,换走了数千件挑选出来的文书画卷。

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北京,随即把绝大部分敦煌文物偷偷运往法国巴黎。同时伯希和留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在对人炫耀的时候,引起了中国一些学界人士的注意。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献流失的事情才在中国学术界公开。

王道士的罪孽

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藏经洞文物运往京师图书馆。当时的相关文件数字显示是:十八箱。这十八箱文物,也仅仅才8000多卷。且就是这剩下的八千卷,在最后运往京城的路上也是边走边丢,每到一地都要遭受当地官员雁过拔毛式的掠夺。

这就有一个问题,藏经洞的藏品大约有四万多件,斯坦因拿走的有万卷左右,而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但最后运到京师图书馆的却只有八千多卷了。这里似乎存在着至少一两万卷左右的缺口。这么多文书跑哪儿了?

伯希和离开敦煌后,王道士见奇货可居,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但具体数目不详,只知不停地有外国人为了这些宝藏纷至沓来,找到王道士,而王道士也能不断地拎出一捆捆的文书。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500余卷文书。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里用500两银子弄走570卷文书。

1914年至1915年,俄国鄂登堡探险队剥走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一些塑像。其拿走的藏经洞遗存文书具体数目不详。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此人堪称不折不扣的强盗。得到藏经洞文书三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胶布沾走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华尔纳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方式极其无知、愚蠢、拙劣、粗暴,导致珍贵的千年壁画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残。

而目前世界馆藏敦煌文物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英国人斯坦因两次掠走文物过万件。英藏文物编号已达11604号。

法国人伯希和掠走敦煌文书约6000件。

日本人掠走敦煌文书约500余卷。

俄国人鄂登堡掠走文献不详,俄藏编号已达18943号。

至此,藏经洞足足四万多卷的古代文献大部分被劫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

回头再看王道士,无论怎么说,他都是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发现并愚蠢地贱卖了那些珍贵的文化瑰宝。而事实上,王道士的一生过得相当清苦,他从外国人手里换来的那些钱全用来整修石窟和造像,发展香火。除了清理淤沙外,他把历代珍贵的残破造像毁掉,而重新造出廉价的塑像。

王道士至死都在忠贞不渝地执行着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临死前的日子并不太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八旬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晚年的他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惩罚。

1931年,年过八十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人世。

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想法

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对敦煌石窟有效保护管理上迈出了第一步。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遗存文物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文物维修、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工作全面展开。

2009年10月18日,圆明园启动“寻找圆明园流失海外文物系列活动”,派出专家寻访组,前往美欧等地,首次展开大规模的海外流失文物“摸底”调查,预建完整的圆明园文物档案库。

这估计是我国第一次主动公开前往海外系统调查流失文物的举动。而对于海外流失文物如何回归祖国,有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想法,或许有些借鉴意义。

赵凤杰,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一个热爱文物、心怀祖国的莘莘学子,一个中国考古队伍里的普通研究者。她有个不太平凡的地方:她从事的是考古研究,还同时拥有律师资格证书。

考古和法律本是两个相差有点远的专业,她为什么要同时读下这两个专业?她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我设想在考古和法律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希望这个切入点可以促成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促成流失文物为我国的文物研究所用,也促使流失文物的持有者们知道中国人对这部分文物的关注,使其尽最大可能地保护这部分文物。”

封闭的藏经洞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和孤独后,被一百年前王道士手举的油灯照亮。这些先人留给中华后代子孙的文化宝藏,因王圆禄的愚蠢和清朝的腐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国外的野心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耻的豪夺。

作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惨痛流失,成为一段中华民族无法抹去的伤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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