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学术研讨会举行,用生命呈现文学史

1999年起,章培恒一直在与癌症抗争,但就算在医院中,还在为《中国文学史》做修订工作,并陆续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论文。

章培恒先生简介:1934年生,浙江绍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3—1985年任中文系主任。1984年被国务院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5年起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至今,首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1996年先后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和杰出教授称号。  章培恒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1993)、《灾枣集》(1998)和《不京不海集》(2003)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1998);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新著》克服了1996年版偏重内容论述、特色分析薄弱的缺憾,着重研讨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兼顾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在文学史观和中国文学史研究模式上均有许多独到之见。今年5月,《中国文学史新著》日文版陆续在日本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首次被译介到国外。这套书的韩文版翻译工作也已启动。

年轻时,章先生对清代戏曲家洪昇产生了兴趣,但关于洪昇生平事迹的资料却极少。为此,章先生决心以洪昇为研究对象,厘清其生平经历、创作思想等情况,以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此后,他先赴洪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掌握了洪昇佚作等新材料;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昇作品集———《稗畦集》抄本、《稗畦续集》刻本和《啸月楼集》的照片……先后查阅了四百多种文集及相关资料,经过系统爬梳、分析和考证,五历寒暑,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叙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著文学史是复旦大学的传统,如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章培恒曾回忆说,《中国文学史》创作和全面重思中国文学史问题开始于1989年左右。“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章培恒曾回忆说。

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大家都很高兴。章先生的这套书出来得实在不易,他是在病中把这170万字的著作呈现于世的。“要对读者负责”是章先生坚持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信念,他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章先生的身体不太好,我们不便打扰。校古籍所的陈广宏教授和郑利华教授是章先生的弟子,听说是采访关于先生的事,赶紧把自己的事儿先放到一边,在这下着雨的冬夜与笔者谈起了章先生。  病榻上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建构中国文学史,卷首《导论》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发展的主线作了极富新意的论述,书末《终章》则讨论了元明以来的文学发展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该书被学术界称为“石破天惊”之作,在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见,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和境界。  章先生却并不满足,就像陈教授说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大制作,章先生想让遗憾少一点,再少一点。”孙明君曾对此书提出批评意见,章先生在答复中说“其批评深中肯綮”。章先生也认识到,有些问题在此书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如从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和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更具体地显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等。  1999年,章先生罹患癌症,但他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脚步,毅然决定重修《中国文学史》。他先后就文学的功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美感的发展的关系、文学史的分期、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然后重新建构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体系。  在病房里,章先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边打点滴边与责编讨论修改事宜。凭借顽强的毅力,他终于完成了全书的修订工作,期间还陆续发表了《〈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的论文,体现了他对文学史若干重大问题和现象的深入思考。  章先生的很多原创性观点都极具启发意义,如以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参照系的前提,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了一系列新发展;又如对《诗经》不再是平面地加以研究,而是力图探讨和发现前后历时五百年的《诗经》作品本身的发展历程,从而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早期文学在这五百余年中的进展。  “北上南下”完成《洪昇年谱》  章先生从事关于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是从1957年撰写《洪昇年谱》开始的,这也是他进行实证研究的一种尝试。  年轻时,章先生对清代戏曲家洪昇产生了兴趣,但关于洪昇生平事迹的资料却极少。为此,章先生决心以洪昇为研究对象,厘清其生平经历、创作思想等情况,以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此后,他先赴洪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掌握了洪昇佚作等新材料;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昇作品集———《稗畦集》抄本、《稗畦续集》刻本和《啸月楼集》的照片……先后查阅了四百多种文集及相关资料,经过系统爬梳、分析和考证,五历寒暑,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叙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将洪昇生平及其剧作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尘封了17年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其“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继《洪昇年谱》之后,章先生还做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实证性研究,出版了《献疑集》等重要著作,其中《献疑集》荣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  “被先生追问到衣服都汗湿”  章先生曾表示,朱东润、蒋天枢和贾植芳三位先生对自己影响最大。贾先生住院后,章先生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可还是常常去医院看望。后来因为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了,他就请自己的学生代为探望。郑教授说:“章先生一直都非常敬重他的老师,日前我去医院请章先生在文件上签字,他还打趣说:‘要是朱先生、蒋先生看到我的字,一定会说我的字写得不够好。’”  章先生自己做老师后,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据两位教授回忆,章先生的记忆力极强,上课时不用看讲稿就可以清晰、周密地陈述观点,所引史料、典故信手拈来。郑教授说:“那时上章先生的课很紧张,你想着一个问题已经明白了,可是经不起先生的追问,甚至可以问到你哑口无言。不过先生对学生总是抱着一颗平等、宽容之心,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是用追问的方式来启发学生的思考。”陈教授则说:“听师弟师妹们说,被先生追问,后背上一阵一阵地起汗,一堂课下来,衣服都汗湿了。”  患病后,章先生依然坚持亲自指导研究生,有时在病床上想起学生论文里的某个问题,就给学生打电话,一说就是个把小时。在章先生的指导下,杨光辉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2003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章先生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在生活上却很随意。他平素喜欢阅读武侠小说,为人处事也有豪侠之气,身体好的时候常与学生们一起喝酒聊天开玩笑。两位教授说,先生与学生的感情很好,先生指导的硕士、博士前后加起来有60多人,无论谁来上海都会去看望先生。章先生早年指导的博士生陈建华教授,现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来上海时常夜宿先生家里,师生俩叙旧聊天,其乐融融。

从1999年起,章培恒一直在与癌症抗争。他重修新著的很多工作都是在病房里进行的,有时边打点滴,边与编辑讨论、边修改。凭借顽强的毅力,他终于在2007年完成了全书的修订工作。2007年以后,他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基础上,在病榻上逐字逐句审读斟酌,不断思考修订,直到2011年春天。这些工作,汇总成为这次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据他的助手介绍,章先生拿到清样后,不顾重病,仍在不断审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1年之后的2007年,洋洋170万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出版,再次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章培恒的文学史研究从1957年撰写《洪升年谱》开始,当时他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与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章培恒在撰写过程中与实证研究联系起来。章培恒先赴洪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然后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升作品集——《稗畦集》抄本、《稗畦续集》刻本和《啸月楼集》的照片……经过5年终于在 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不仅对洪升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尽管《洪升年谱》早在1962年就已完成,但这部书稿的出版要到17年后,《洪升年谱》在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引言:日前,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第八届邓小平理论和宣传优秀成果奖颁奖,我校共有96个项目获奖,获奖总数和奖项等级继续名列全市高校之首。在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裘锡圭教授、章培恒教授获学术贡献奖;73个项目获著作类和论文类优秀成果奖,另有3项成果获内部探讨奖。在第八届邓小平理论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中,我校共获奖18项。此次我校共获得一等奖14项,其中8项由45岁以下青年学者获得。为此,本报特推出上海市2010社科评奖4版专版,以飨读者。

杨玉良在发言中指出,一代代学者的风骨是一所学校的宝贵财富和精神颐养。章培恒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厚重的文学造诣和深邃的人文品格使复旦精神得以积淀和发扬。纵观章培恒先生的一生,他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源自他对真理的追求。我们应振奋精神,努力继承章先生的遗志,不断推进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这也是对章先生最好的纪念方式。

用追问启发学生思考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尽管《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合著,但在170万字的著述中,至少有120万字是由章培恒独撰或合撰定稿,其余部分也经由他修改。

延伸阅读

章先生自己做老师后,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学生们回忆说:章先生的记忆力极强,上课时从不看讲稿却可以清晰、周密地陈述观点,所引史料、典故信手拈来。郑利华说:“那时上章先生的课很紧张,你想着一个问题已经明白了,可是经不起先生的追问,甚至可以问到你哑口无言。不过先生对学生总是抱着一颗平等、宽容之心,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是用追问的方式来启发学生的思考。”

章培恒193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至今,1985年起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在学术界,章培恒教授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灾枣集》和《不京不海集》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近日,章培恒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副校长林尚立出席会议,并为《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以及章培恒的另一本新著《不京不海集》揭幕。

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症,在病房里,他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不少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间逐步完成的。

实证研究 著《洪升年谱》

章培恒出生于1934年,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80年晋升教授,1996年起任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历任中文系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主要社会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等。

“北上南下”完成《洪昇年谱》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昨天凌晨在华山医院去世,享年77岁。根据复旦大学提供的信息,校方和家人遵从章培恒教授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复旦大学官网昨天以全黑形式,纪念这位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生前重要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文学史新著》和《洪升年谱》等。

章培恒与骆玉明教授共同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于1996年出版,提出“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并成为不少高校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但章培恒并不满足于此,又与同事合作,历时11年完成洋洋170万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再次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章先生曾表示,朱东润、蒋天枢和贾植芳三位先生对自己影响最大。贾先生住院后,章先生自己身体也不太好,可还是常常去医院看望。后来因为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了,他就请自己的学生代为探望。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郑利华教授说:“章先生一直都非常敬重他的老师,日前我去医院请章先生在文件上签字,他还打趣说:‘要是朱先生、蒋先生看到我的字,一定会说我的字写得不够好。’”

在安平秋眼里,章培恒这位同行和长辈,同样做古典文献研究,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开阔的眼界和思路,“他在做古典文献研究时十分注重国内外的最新动向,就算做古典文献研究也有创新,最突出代表就是《中国文学史》。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但他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不同,最后的思路也不同。”1990年代以来,章培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2006年全部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其中《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章培恒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现代文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献疑集》(岳麓书社)、《中国文学史》(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主持编纂的有《新编明人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禁书大观》(与安平秋教授共同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等。另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尘封了17年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其“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是章培恒教授的好友,他在前天傍晚得知章先生快不行了,连夜从北京赶到上海,到华山医院时已经是凌晨,“那时他还有最后一丝气息,章先生也想最后能见到我一面,所以努力撑到了最后。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他已经很瘦,胡子很长。” 安平秋说,“我和章先生是30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的脾气、秉性相投,彼此又欣赏。同时,他又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这10多年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又确诊了癌症,所以他的离开还是不令人意外,但又不是滋味。”

今年6月7日,章培恒因病逝世,享年77岁。根据他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活动的遗愿,来自全国的文史学者以及章先生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追思他的治学为人和道德风貌,研讨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史成就,以学术研讨的方式纪念章先生。据悉,复旦大学还将筹办章培恒学术基金、出版《章培恒文集》等系列学术纪念活动。

章先生从事关于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是从1957年撰写《洪昇年谱》开始的,这也是他进行实证研究的一种尝试。

复旦大学古籍所副所长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的学生,他从1984年起做章培恒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然后在复旦任教,其间一直跟随着章培恒。陈广宏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章培恒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做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这是他酝酿很多年的研究项目。章先生和另一位年轻老师承担“中世”部分项目。“中国文学思想史不是批评史,是从文学作品中看文学观念、文学认识,以此来勾勒文学思想的发展。章先生承担的那部分已经完成,正在专家那里审查。除了《中国文学史》,他的重要研究还包括《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是他长期酝酿的一个研究方向。建国以来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所以把文学史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他认为分开研究会有各自局限,所以需要打通古今,整体眼光看文学的根源。”

今年6月7日,章培恒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章培恒先生逝世后,中央领导同志、教育部领导和上海市党政领导以不同方式对章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章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学界一些学者誉为“石破天惊”之作,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和境界。

对于章培恒先生的治学,安平秋说,章培恒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注重实证研究,“这可能与他师承蒋天枢先生有关。用实证精神做学问,他的代表作包括《洪升年谱》和《献疑集》。”章培恒自己也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朱东润、蒋天枢和贾植芳三位先生,“我原来对现代文学最感兴趣,所以开始热衷于听贾植芳先生的课,也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后来对古代文学也很感兴趣了,最早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工夫。”

病榻上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1975年进入复旦大学,并认识章培恒教授,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两人开始合作《中国文学史》创作。骆玉明说,写《中国文学史》最早是为了写一本大学自学考试教材,做一本普及性的教材,“最初我提出,仅仅写普及性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要做就写一本有特色的。”但这个计划在1980年代末耽搁下来,直到1992年之后才重新写这本文学史,1996年出版,“第二版中,章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做了重新修改,是一个新版本,从这本文学史可显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变化。在《中国文学史新著》里,他以人性发展为主要线索,并把古代和现代文学完整看待。”

一部《中国文学史新著》前几年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突破之作。而它,是著名文史学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的抱病之作。6月7日凌晨,77岁的章培恒先生在上海逝世,离开了他热爱的学术和热爱他的人们。

1996年《中国文学史》出版,当时学术界用“石破惊天”来评价该著作,但章培恒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尽管有一些开创性的论述,但他认为这部文学史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所以很快他就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出版后这两卷就被教育部推荐为大学文学教材。但就在要创作第三卷的时候,1999年他被查出罹患癌症,该卷的创作也因此耽搁下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责编韩结根回忆,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在工作,最后的统稿工作也在他住院期间完成。2005年,章培恒病情开始好转,终于完成了第三卷,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2006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终于全部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在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见,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和境界。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史新著》责任编辑之一贺圣遂看来,《中国文学史》虽由章培恒先生确定总体思路并撰写了导论、辽金文学部分、元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部分,但总字数不过六万字,大部分内容则由他的学生、朋友撰写,可谓是一部“主编”之作。而《中国文学史新著》算得上是一部章先生的“著述”,在170万的内容中,至少有120万字由他撰写(独撰或合撰并定稿),其余部分也经过他的修改。

病中修《中国文学史新著》

章先生却并不满足。他认为,有些问题在此书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如从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和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更具体地显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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