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都记得他的【澳门凯旋门官网】,文史学家

在与病魔搏斗了整整12年后,著名文史学家、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因病医治无效,昨天凌晨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昨天凌晨在华山医院去世,享年77岁。根据复旦大学提供的信息,校方和家人遵从章培恒教授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复旦大学官网昨天以全黑形式,纪念这位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生前重要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文学史新著》和《洪升年谱》等。

  中新社上海6月7日电 (记者 邹瑞玥)著名文史学家、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6月7日凌晨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

77岁,在今天看来还“正当年”,章先生自己也还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病魔还是把他带离了人世,留给学界的是惋惜,留给亲人的是悲痛,留给读者的是叹息和遗憾。

实证研究 著《洪升年谱》

  章培恒,浙江绍兴人。1934年1月生,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先后受教于朱东润和蒋天枢,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在上世纪80年代内地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背景下,章培恒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治学谨严、注重实证,视野广阔且富于独创性。

章培恒先生是浙江绍兴人,1934年1月出生,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就一直留校工作。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现代文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1996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

章培恒193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至今,1985年起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在学术界,章培恒教授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灾枣集》和《不京不海集》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上世纪70年代,章培恒对于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个案研究,被认为对于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及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他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及《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年),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

一个勇于否定自己的人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是章培恒教授的好友,他在前天傍晚得知章先生快不行了,连夜从北京赶到上海,到华山医院时已经是凌晨,“那时他还有最后一丝气息,章先生也想最后能见到我一面,所以努力撑到了最后。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他已经很瘦,胡子很长。” 安平秋说,“我和章先生是30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的脾气、秉性相投,彼此又欣赏。同时,他又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这10多年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又确诊了癌症,所以他的离开还是不令人意外,但又不是滋味。”

  章培恒的主要著作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中国文学史》(与骆玉明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等,另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此外还主编有《全明诗》、《辞海中国文学卷》、《古本小说集成》、《近代小说大系》、《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禁书大观》等。(完)

1996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这部由章培恒和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因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 展同步的”,打破了文学史研究旧的思维模式,被一些学者誉为“石破天惊”之作。即便如此,章教授觉得还不够尽善尽美。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毅然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毫无疑问,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引来了各种“说法”和猜疑。但这一切都没有让他停止手头的工作。1998年年初和年底,他和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出版。

1999年起,章培恒一直在与癌症抗争,但就算在医院中,还在为《中国文学史》做修订工作,并陆续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论文。

著名文学史家《中国文学史》作者章培恒去世提出文学进步与人性发展同步

1999年,章先生被查出患了癌症,第三卷的工作因此搁置下来。这成了他的心头大事。据 《中国文学史新著》责编之一韩结根说,章先生在病房里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这部新著的不少统稿工作,都是他在住院期间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 身体略为好转后,完成了第三卷的写作,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2007年,洋洋170万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终于宣告完成。当被问到“新著”究竟新在何处?章培恒教授曾表示:“新著对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

对于章培恒先生的治学,安平秋说,章培恒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注重实证研究,“这可能与他师承蒋天枢先生有关。用实证精神做学问,他的代表作包括《洪升年谱》和《献疑集》。”章培恒自己也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朱东润、蒋天枢和贾植芳三位先生,“我原来对现代文学最感兴趣,所以开始热衷于听贾植芳先生的课,也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后来对古代文学也很感兴趣了,最早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工夫。”

中新网-新民晚报 2011年06月07日 17:26

复 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说,章先生是一个追求完美并且勇于否定自己的人。2007年以后,他病情加重,却还是拖着病体,用四年时间完成了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今年4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为后人留下的是一部尽可能完美、能完整体现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和探索的作品。他 对学术如此严谨、执着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章培恒的文学史研究从1957年撰写《洪升年谱》开始,当时他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与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章培恒在撰写过程中与实证研究联系起来。章培恒先赴洪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然后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升作品集——《稗畦集》抄本、《稗畦续集》刻本和《啸月楼集》的照片……经过5年终于在 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不仅对洪升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尽管《洪升年谱》早在1962年就已完成,但这部书稿的出版要到17年后,《洪升年谱》在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为人真诚处处为他人着想

复旦大学古籍所副所长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的学生,他从1984年起做章培恒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然后在复旦任教,其间一直跟随着章培恒。陈广宏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章培恒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做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这是他酝酿很多年的研究项目。章先生和另一位年轻老师承担“中世”部分项目。“中国文学思想史不是批评史,是从文学作品中看文学观念、文学认识,以此来勾勒文学思想的发展。章先生承担的那部分已经完成,正在专家那里审查。除了《中国文学史》,他的重要研究还包括《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是他长期酝酿的一个研究方向。建国以来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所以把文学史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他认为分开研究会有各自局限,所以需要打通古今,整体眼光看文学的根源。”

  (记者 夏琦)著名文学史家、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今晨零时22分因病在华山医院逝世,享年77岁。他与骆玉明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版和日译本第一卷今年4月刚刚出版。

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与章先生有20多年的友谊,前天下午接到章培恒教授儿子的电话后难抑悲痛,连夜买了机票,晚上11点抵达上海。等他们“飞车”赶到华山医院时,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病中修《中国文学史新著》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告诉记者,章培恒先生1999年被查出患前列腺癌后,一直在治疗,虽然成功控制了多年,但近期状况恶化。3个星期前他再次住进华山医院。前天上午章先生意识清醒时重申了遗嘱,强调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一旦病危不要过度治疗。昨天下午章先生进入弥留状态,至凌晨去世。据悉,学生、同事们在古籍所他生前工作的地方自发设了灵堂以供悼念。陈思和说,章先生从未停下研究工作,除了极其认真修订《中国文学史新著》之外,在复旦大学学报上,他还与陈思和共同主办了一个栏目,在今年第三期还发表他与学生共同撰写的论文《<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安 教授告诉记者,他们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此后两人南来北往总会见见面,彼此十分投缘,并引为至交。今年5月初他还给章先生写了一封信,商议北大、复旦和台湾方面联合开一个学术会议的事情。此时的章教授已经不能说话了,特意让助手打电话过来,还反复叮嘱安教授要注意身体。

在安平秋眼里,章培恒这位同行和长辈,同样做古典文献研究,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开阔的眼界和思路,“他在做古典文献研究时十分注重国内外的最新动向,就算做古典文献研究也有创新,最突出代表就是《中国文学史》。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但他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不同,最后的思路也不同。”1990年代以来,章培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2006年全部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其中《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章培恒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96年被聘为复旦大学文科院士待遇的杰出教授,生前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他与骆玉明教授共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被学界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成为不少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除发表论文外,他的作品还有《献疑集》《灾枣集》《洪昇年谱》等,并曾主持《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分科等项目。

在安教授眼中,章先生治学扎实严谨又不古板,为人真诚处处为他人着想。安教授说起了一件至今让他难忘的“小事”:1985年他来上海,住在复旦招待所,回京前,章教授在招待所食堂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安教授找牙签,却遍寻不着。这时候章先生离开了,五六分钟回来后拿出了一小盒牙签,原来他专门到附近的小卖部去买了一盒。“我当时感动得真说不出话来。”

著文学史是复旦大学的传统,如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章培恒曾回忆说,《中国文学史》创作和全面重思中国文学史问题开始于1989年左右。“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章培恒曾回忆说。

安教授还记得,两人曾经合编了《中国禁书大观》,章教授把安平秋的名字放在他前面,“论年龄、论资质、论学术地位,他都超过我,我认为这样不合适,可章培恒教授还是坚持这样署名。”

1996年《中国文学史》出版,当时学术界用“石破惊天”来评价该著作,但章培恒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尽管有一些开创性的论述,但他认为这部文学史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所以很快他就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出版后这两卷就被教育部推荐为大学文学教材。但就在要创作第三卷的时候,1999年他被查出罹患癌症,该卷的创作也因此耽搁下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责编韩结根回忆,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在工作,最后的统稿工作也在他住院期间完成。2005年,章培恒病情开始好转,终于完成了第三卷,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2006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终于全部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在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见,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和境界。

“被先生追问到衣服汗湿”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1975年进入复旦大学,并认识章培恒教授,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两人开始合作《中国文学史》创作。骆玉明说,写《中国文学史》最早是为了写一本大学自学考试教材,做一本普及性的教材,“最初我提出,仅仅写普及性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要做就写一本有特色的。”但这个计划在1980年代末耽搁下来,直到1992年之后才重新写这本文学史,1996年出版,“第二版中,章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做了重新修改,是一个新版本,从这本文学史可显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变化。在《中国文学史新著》里,他以人性发展为主要线索,并把古代和现代文学完整看待。”

章 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陈正宏回忆,章先生对自己的三位老师贾植芳先生、朱东润先生和蒋天枢先生非常敬重。贾先生住院后,章先生自己身体也不太 好,可还是时时去医院看望。后来因为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了,就请自己的学生代为探望。他还常把三位先生对自己的言传身教,点点滴滴讲给学生们听:“朱东润 先生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同时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 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功夫”……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尽管《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合著,但在170万字的著述中,至少有120万字是由章培恒独撰或合撰定稿,其余部分也经由他修改。

许多学生都记得章先生的“严”。他的记忆力极强,上课时不用看讲稿就可以清晰、周密地陈述观点,所引史料、典故信手拈来。郑利华教授说:“那时上章先生的课很紧张,你自己以为一个问题已经弄明白了,可是经不起先生的追问,甚至可以问到你哑口无 言。不过先生对学生总是抱着一颗平等、宽容之心,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他是用追问的方式来启发学生思考。”古籍所副所长陈广宏教授则说,“听师弟师妹们讲过,被先生追问,后背上一阵一阵地起汗,一堂课下来,衣服都汗湿了。”

更忘不了的,是先生无私的爱。当前有博导、硕导拿研究生当 “廉价劳动力”,而章先生把学生带进课题组时,总是以培养为要义。拿编撰《全明诗》来说,所有的标点句读他全部自己先整理一遍,然后才将其作为“作业”布 置给学生;同学们整理校对时出现错漏疑问,他总是一一耐心指点。“其实,这些事先生一个人也能完成,带上我们反而增加了他的工作量,可他从来都是如此。” 陈正宏记忆犹新。

他更记得第一次追随老师编写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文学卷》的事情,当时自己在学界初出茅庐,章先生完成了大部分工作,可到书稿付梓前夕,先生专程赶到出版社,提出让“陈正宏”署名在前,以更好地扶植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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